贺龙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遭受陷害，其中一条十分重要的罪名是说他曾“通蒋”，向蒋“说情”“乞降”。
该恶意诬陷事件的主要策划者系国务院参事室前参事李仲公。那么，李仲公究竟为何要对贺龙进行诬陷？
李仲
李仲公，蒋介石亲信，险些被贺龙杀害。
李仲公，一度曾是极端反动的分子，后转而投身革命。在1926年国民革命军发起北伐之际，他被委以重任，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秘书处处长，由此成为了蒋介石的得力亲信。
1927年，宁汉之间裂痕加剧。蒋介石与汪精卫均不遗余力地争取对方麾下的军队。在这一历史转折点，李仲公为蒋介石献计献策，其策略主攻汪精卫阵营，旨在促使这些军队倒戈，转而站在蒋介石的阵营之中。
1927年伊始，李仲公在重庆成功策动刘湘响应蒋介石，反共之后，他随即转至汉口，着手策划促使驻汉口的一众将领亦拥戴蒋介石，共同抵制仍旧打着支持共产党旗号的武汉国民政府。
彼时，贺龙的麾下部队受命于唐生智的节制，而唐生智对汪精卫抱有支持。汪精卫虽仍高扬革命大旗，声称承继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志，并与我党携手合作，于是众多共产党员亦纷纷汇聚武汉，意图与汪精卫展开紧密合作。
贺龙对革命事业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，他全心全意地渴望带领军队投身革命，贡献力量。与此同时，当时的总指挥唐生智也站在了汪精卫的一边，给予他支持。
然而，李仲公却意图促使贺龙站在蒋介石的阵营。由于李仲公与贺龙素未谋面，他便寻求旧友——贺龙麾下第十五师司令部的秘书长严仁珊的帮助，请求严仁珊安排与贺龙的会面，却并未透露会面的真正意图。严仁珊应允寻找合适的时机为二人引荐，于是李仲公便暂居于严宅。
贺龙素来与部属关系融洽，频繁与他们互动，亦常走访他们的家庭。他不仅造访师长府上，亦不吝脚步至更低级别军官的家中。严仁珊对此情形颇为熟知，于是她劝李仲公暂居于她府中，耐心等候。
果不其然，某日，贺龙踏足严仁珊府上。严仁珊便趁机向他透露：“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公将前来拜访。”实则，李仲公当时仅担任秘书处的处长，尚未晋升为秘书长，严仁珊亦对此不太明了，便如此引荐了他。
贺龙听闻是蒋介石的秘书长有意求见，即刻警觉起来，追问：“他找我究竟有何事？”
严仁珊道：“他并未提及具体何事，只是表明了想要见你。”
贺龙心想，蒋介石麾下之人若欲与自己会面，必有要事相商。他原本并不乐意赴约，然而考虑到有必要探明李仲公的真实意图，以便洞察蒋介石的图谋。再者，李仲公此刻正居于严宅，近在咫尺，难以推脱，于是他答应了与李仲公的会面。
初见李仲公，贺龙便对他的印象颇深，却并非正面的。彼时李仲公年逾三十，面露狡黠之笑，虚伪之态显露无遗。他更自诩与蒋介石有交往，于是洋洋得意，一副春风满面的姿态。
贺龙仅寥寥数语以示寒暄，随即便缄口不言。李仲公察觉到贺龙沉默不语，亦仅以几句应酬之词相送，而后便起身告辞。
李仲公深思熟虑，意图拉拢贺龙。翌日，他特意邀请武汉的川、黔将领共进晚餐，并提前委托严仁珊向贺龙转达邀请，务必请其莅临。
翌日，贺龙莅临了这场宴席。与会者以四川与贵州的将领为主，甚至连各军各师均派遣了代表共襄盛举。席间佳肴纷呈，更有汉口名角登台献唱。
贺龙目睹此番挥霍行径，便洞察出李仲公肩负着特殊使命。他随即向唐生智汇报了这一情况。唐生智心中明镜似的，料定李仲公此行乃蒋介石派来笼络军队的，于是他立刻指令贺龙寻找良机，设法将李仲公拘捕。
贺龙接到这一指令后，便通过严仁珊转达给李仲公，声称自己将于晚间前往严府共度牌局时光。是夜，李仲公与贺龙相约在严仁珊府上展开了一场精彩的牌局。与之同场竞技的，还有同样服务于蒋介石，且负责游说杨森的杨殷之。
四人在牌桌之上欢声笑语，唐生智便派遣心腹秘密告知贺龙，此乃良机，须趁机拘捕李仲公。
贺龙接到命令后，即刻指挥手下卫士将李仲公当场拘捕，并对杨殷之亦行逮捕。贺龙成功拘押李仲公与杨殷之后，唐生智迅速向汪精卫汇报了此事。闻悉二人是蒋介石派遣至武汉，意图瓦解其麾下为数不多的武装力量，汪精卫勃然大怒。
唐生智与汪精卫于当日作出决议：对李仲公、杨殷之执行枪决。然而，在决策过程中，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、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及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挺身而出，为李仲公辩护。此一举动源于邓演达与李仲公之间深厚的旧交。邓演达更以个人信誉担保李仲公的无辜。
邓演达在国民党内颇具影响力，因此汪精卫与唐生智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，不得不给予邓演达一定的尊重。于是，在处理李仲公的问题上，他们选择宽恕，却对杨殷之实施了死刑。
因这桩事，李仲公与贺龙结下了梁子。李仲公性格狭隘，内心对负责追捕他的贺龙充满怨恨。然而，不久之后，贺龙领导了南昌起义，继而又南征广州。起义虽告失利，贺龙却返回故乡，组织起革命武装力量，并随后加入了长征。至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，贺龙始终在革命队伍中担任着领导职务。而身处国民党阵营的李仲公，只能将对贺龙的怨恨深藏心底。
转眼间，岁月流转，已逾二十余载。追溯至1949年，李仲公目睹蒋介石政权大势已尽，毅然决然脱离国民党阵营，转而与共产党携手合作。共产党秉持着广泛争取和团结各方力量的方针，对于那些过去有过过失、但心系合作者，既往不咎，并给予适当的职务安排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李仲公被委以重任，担任了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一职。
新中国成立之际，贺龙身居党的高级领导岗位，亦为解放军的高级将领。相较之下，李仲公的地位远逊于贺龙，二人亦无任何工作交集。尽管李仲公心中始终不忘贺龙曾险些加害于己的往事，对贺龙怀有极深的仇恨，然而，他心知无法对贺龙实施报复，只得将这份仇恨深埋心底。
旧怨未消，李仲公与贺龙结新怨。
谁料想，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，竟是在一件寻常小事上，李仲公悄然对贺龙心生新怨。这实乃李仲公之过，过于敏感所致。
事情是这样的：
1950年6月，中共中央着手筹备设立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。李仲公听闻此事后，内心颇为不甘，迫切希望能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中履职。他向组织部门提出，鉴于自己对该地区情况有着深入的了解，恳请组织安排他至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担任相应职务。
鉴于李仲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表现踊跃，其名字有幸跻身初选之列。然而，军政委员会彼时乃要害权力机构，对于选拔成员的决策尤为审慎。因而，在确定初选名单之后，组织部门便在广泛范围内，包括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，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与考量。
未曾料想，在多方协商与讨论军政委员会成员名单的过程中，西南地区的代表们纷纷提出关于李仲公在重庆“三三一惨案”中所承担责任的疑问。鉴于此，相关单位随即启动了对该事件的调查工作。
研究发现，李仲公在“三三一惨案”中存在责任。面对这一事实，我们是否应考虑让李仲公加入军政委员会？
将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。周恩来回想起，贺龙曾在1927年对李仲公进行过拘捕，因此料想贺龙对于李仲公的历史背景有所了解，于是便致信向他征询相关情况。
起初，贺龙对李仲公欲加入西南军政委员会以及部分人提出的异议，以及对他在组织上所受调查的情况并不了解。直至周恩来来信相询，他才得知有人对李仲公加入军政委员会持有异见。贺龙素以公正著称。于是，他在同年6月19日复信周恩来，信中言道：
在武汉那段时光，我对李仲公被捕的始末记忆犹新，那发生在1927年二月，具体日期已模糊不清。当时，我在汉口的严仁珊家中，经严氏引见，得知他曾是蒋介石的秘书长，与他相识后，双方仅寒暄了几句。翌日，李仲公假借刘湘的办事处（位于汉口日租界）设宴，我也受邀参加。席间，还邀请了汉口知名的票友清唱。我观察到，李仲公自南京抵达汉口后，如此挥霍的行为，便推断他必有特殊任务在此进行。宴席结束后，当晚我们又一同在严仁珊家中打牌。就在这时，唐生智派其秘书长前来告知我，李仲公是来汉口搅乱革命的，命我将其逮捕。打完牌后，我便用汽车将李仲公送往唐的总指挥部。数日后，李被邓演达保释，此即为李仲公被捕的全过程。
贺龙所撰此信，纯粹基于历史事实，行文简洁，未掺杂任何个人观点，从中可见其待人宽容，心地善良。周恩来通过阅读贺龙的信件，对历史局势有了大致的了解。出于更加审慎的态度，周恩来特意致信聂荣臻，询问李仲公的相关情况。聂荣臻在回信中明确表示：“关于李仲公的问题，可详查贺龙所写信件以作凭证。”
凭借聂荣臻的证词，此事便豁然开朗。最终，中央综合考虑各方意见，在拟定的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任命名单中，删去了李仲公的名字。
李仲公未能跻身西南军政委员会，他认为是当时担任西南军政领导核心的贺龙所致。随后，他听闻，此因与他早年曾在武汉协助蒋介石招募军队有关，因而未能获邀。这一信息令他想到了那位曾亲自处置他的贺龙，可能是他向中央汇报了那段过往的历史。由此，李仲公对贺龙更加心生怨恨。
1957年，毛泽东在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时，明确指出应拓宽统一战线的范围，并提议选拔若干民主派人士担任政府职务。据此，中央采纳了这一方针，决定增派民主党派成员至政府各相关部门担任要职。
昔日，身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李仲公对所任职务心生不满，渴望投身政府，担任实质性的领导职位。他毅然决然地找到了周恩来，恳切地询问是否有可能将他调任贵州，担任省长的重任。
中央高度重视李仲公的这一请求，并决定广泛征集各方意见。在征询已在中央任职的贺龙同志的看法时，贺龙同志指出：鉴于1950年因历史原因，李仲公未曾被纳入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名单，若如今任命其为贵州省省长，似乎更为不妥。省长作为地方政权的关键领导，其人选选择务必谨慎。
中央采纳了贺龙的建议，未让李仲公接任贵州省省长的职位。因此，李仲公对贺龙怀恨在心，暗中寻找机会进行报复。
李仲公趁机陷害贺龙。
1966年，"文化大革命"的狂潮席卷而来。在运动的早期阶段，贺龙并未遭遇被打倒的命运。即便李仲公心怀报复之意，却也未曾敢公然发作。
1967年，北京街头已张贴了大量赞扬贺龙的大字报。李仲公目睹此景，心中不禁暗自欣慰。然而，这位老谋深算的智者深知，这些由群众自发张贴的标语，尚不足以体现中央的意志，故仍需耐心观察。因此，他继续暗中筹划，不敢贸然行动，意图陷害贺龙。他深知，对于贺龙这般地位显赫的人物，仅凭民众的声音不足以将其推翻，唯有中央的明确表态方能起到决定性作用。
在1968年伊始，江青于工人体育场召集的一场十万民众参与的集会上，公开发出“打倒贺龙”的口号。李仲公深以为，江青此言即中央意志的体现，陷害贺龙的时机业已成熟。然而，彼时李仲公身患重病，行动极为不便，即便欲寻觅造反派以陷害贺龙，亦只能困于屋内，无法成行。
他转而深思，意识到以他当前的身分，直接投身于陷害贺龙的行动，实属不妥，且难以令人信服。他深知，江青等人煽动造反派推翻贺龙，必然会对与贺龙有过往接触的人进行探查，终究会寻至自己。于是，他静候着造反派上门。
果然，不久后的1968年2月中旬，一位名叫靳海东的成员，隶属于北京体育学院造反派组织所设立的贺龙专案组（分支），踏入了李仲公的居所。他此行的目的，是为了向李仲公深入了解贺龙在20世纪30年代的相关事迹。
彼时，那些造反派团体对贺龙的了解颇为有限，他们仅仅意图对贺龙在彼时的所作所为进行粗略的认知，试图从中搜寻对推翻贺龙有益的“实证”。直至得知李仲公曾与贺龙有过旧怨，他们才着手寻找李仲公。
尽管李仲公身患重疾，体弱多病，他却毅然决然，不顾身体的虚弱，侃侃而谈。他从1927年的汪精卫政府时期讲起，一路谈到20世纪30年代，对当时贺龙在武汉的种种情形，每一个细节都描述得淋漓尽致。如此一来，他竟然在首次讲述中未能尽述。
靳海东事后感慨道：那场对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——李仲公有意将话题展开得异常详尽，并留下了诸多待解答的问题，显然是为了让我们日后能够继续向他寻求解答。
造反派们回去研究了一下，认为李仲公肯定还有话说，便于3天后，再一次派靳海东带几个人来到李仲公家，请他接着谈。此时，李仲公早已经打定主意，要使出最狠毒的招数陷害贺龙。于是，他谈着谈着，突然说：“在30年代，贺龙还曾给我写过信，想通过我向蒋介石说情、乞降，可惜信在我来北京时，被我爱人烧掉了。”
靳海东闻言，心头一震，立刻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。返抵北京体育学院后，他即刻向造反派的首领刘长信禀报了这一情况。刘长信听闻后，竟兴奋得跃起身来，激动地说：“这条线索至关重要，务必牢牢把握。你明日便让他撰写一份材料，否则待那老者一旦离世，证据便无从寻觅。”
翌日，靳海东再度造访李仲公府上，恳请李仲公就信件事宜整理一份书面材料。李仲公即刻应允。实则，靳海东离去之后，李仲公便着手撰写了一份针对贺龙的诬陷材料，字迹密密麻麻地铺展于一张细小的纸片之上。靳海东事后回忆道：“我们寻觅李仲公时，他已然预备妥当，手中握着一张精心准备的小纸条。他书写时，不时抬头瞥一眼手中那字迹细小的纸片。这份超过千字的材料，竟是在短时间内一气呵成，其间穿插着众多年月日与人名。”
李仲公陷害贺龙的材料很快就通过红卫兵小报传了出来。江青知道后，立即批示贺龙专案组，要去北京体育学院了解情况。
贺龙专案组在接到江青的批示后，迅速派遣人员前往北京体育学院，仔细审阅了李仲公所撰写的诬陷材料，并特意聆听了靳海东的详细汇报。最终，专案组人员向北京体育学院的造反派负责人传达指示，指出今后无需再向李仲公求助，后续的调查工作将由贺龙专案组全权负责。在告别之际，他们还带走了那份用以诬陷贺龙的材料。
李仲公陷害贺龙的材料写得并不长，但却是十分恶毒的。现将这份写于1968年3月28日的材料摘录如下：
贺龙，在大革命初期，曾是一路由土匪出身，后分属四川、贵州等地军阀体系的山头主义小军阀。我与他的相识，是在1926年7月，那时我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处长，随同蒋介石从广州出发，参与北伐，进驻长沙之际。他派遣了一位曾在东京与我相识的贵州籍日本士官学生，毛景园，来与我见面。
攻克武汉之际，我在1927年2月抵达汉口，这才得以与他首次相见。然而，至同年3月，随着汉口国民党中央发动对蒋介石独裁的反动，策划出兵征讨蒋介石，贺龙面临着唐生智就拥蒋或反蒋的威胁。为了赢得汉方信任，他竟不惜将我出卖，并将我逮捕，自此与我们断绝了关系。
在1928年的春末夏初（月日记载不详），我身处南京的伪交通部。某日，突然有他派遣的人携带他的信件前来拜访我（正值贺龙在参与南昌起义之后，率领队伍重返湘西故地，构筑山头之时）。我查阅信件后，尽管对方已经三次来访，我都予以婉拒，对于要求回信的请求也置若罔闻。然而，信件我并未丢弃。
遗憾的是，这封信保存在苏州的居所。自从1949年8月我迁至北京之后，为了杜绝后患，我的爱人将其取出并予以焚毁。然而，信中的关键内容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尊称我为次长，对蒋介石则尊称为总座。首先，他表达了对1927年3月事件的歉意，声称此事全因严仁珊的计谋所致，并诚挚地请求我的宽恕。随后，他详细阐述了自己参加南昌暴动的原因，强调那是在当时形势所迫之下，并非出自本意，并希望我能代为向蒋介石解释。他重申了自己当年追随北伐的坚定信念，并表示愿意再次加入国军，誓死效忠于总座及国民政府，恳请给予援助并静候回复。最后，以贺龙的名义呈上此信。
为了说明解放后他与贺龙的关系，李仲公还特意做了如下一条补注：
自全国解放以来，十八载时光荏苒，除了在1949年八月我初抵北京后的短短数月，期间有幸与周总理、郭沫若同志共进晚餐，以及与贺龙元帅两次面谈外，未曾有缘直接与其余诸位会面。
伪造信件，李仲公陷害贺龙，程度递增。
贺龙专案组将这份材料呈递至江青面前。江青审阅完毕后，随即下令，要求专案组重返国务院参事室，探寻那里的军方代表，以深入了解李的详细情况。
贺龙专案组找到国务院参事室军管会的人，请他们看了李仲公写的材料。国务院参事室军管组看了材料，采取了慎重态度，对这份材料作了如下批注：“李仲公是党外人士，现任国务院参事，所谈情况仅供参考。”
江青手握李仲公所撰材料，视若瑰宝。她迅即与康生商议，决定召开会议，将贺龙案定调。
1968年5月16日下午，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会议，康生、吴法宪等领导人出席。会议首先由负责调查的相关人员进行了情况汇报。在汇报至李仲公提及1928年贺龙曾赠予他两封信，后因搬家不慎烧毁时，康生立刻质问：为何这两封信要保留后又予以销毁？显然，这两封信的内容极为重要！
吴法宪紧接着说道：“我们必须对李仲公进行说服，迫使他交出这两封密信。我们必须向他阐明，若他能主动上交，将算作是有功的表现。”
本次会议决议，将对贺龙展开持续调查，调查的核心目标为寻觅李仲公，令其上交贺龙所持有的两封亲笔信件。
会议结束后，贺龙专案组即刻召开紧急会议，商讨对策。经研究，决定将工作重心聚焦于迫使李仲公交出那两封至关重要的信件。为此，他们决议派遣专人前往与李仲公进行深入沟通。
在六月的下旬某日，贺龙专案组的赵秀峰与刘士艺二人拜访了李仲公宅邸。他们耐心地阐述了那两封信件的重要性，并力劝李仲公放下心中的疑虑，将信件交出。
李仲公闻言，沉默了片刻。他内心明白，自己所言非实，那所谓的两封信，不过是出于陷害贺龙的意图而虚构的。然而，他决心陷害贺龙的意志已定，即便谎言也要装作真实，而他亦已无路可退。既然没有那两封信，他决定自行伪造。面对专案组的人员，他言道：“容我稍作搜寻。”
专案组人员离去后，李仲公便着手伪造信件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他最终决定待专案组人员再次寻他而来时，再行交出。
岁月转瞬即至1969年7月。彼时，党的九大业已闭幕，贺龙已被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。江青、康生、专案组成员，乃至李仲公，均深知贺龙已失去中央的信任，其倒台已成定局。于是，他们再度活跃起来，对贺龙展开了一系列的陷害活动。
1969年夏季，贺龙专案小组再次派遣人员拜访李仲公。访客针对李仲公进行说服，表示：“九大已经圆满落幕，身为前政治局委员的贺龙并未参与此次盛会，您是否还有疑虑未解？”
李仲公直言，心中已无任何顾忌。他立刻取出自己所伪造的两封书信，呈交给对方。为了使得谎言显得更加逼真，他更是装模作样地向对方解释道，实则是因为他的妻子心生恐惧，不准他出示信件，这才导致他谎称信件已被焚毁。
李仲公伪造的所谓贺龙1929年给他的两封信中，第一封信写道：
仲公吾兄仁鉴。往岁因严仁珊等人的欺诈，兄长遭受难堪，弟亦陷入绝境，且终无解之道。至今每忆及此事，悔恨与痛楚交织，故特此执笔，托熊贡卿、贺贵严等兄长代为向中央陈述心迹，无奈山河阻隔，音信难通，此事令人惋惜。近日阅报，得知冯逆叛乱之状愈发明显，全国上下纷纷声讨。身为党员之一员，弟亦不禁愤慨。极愿即刻率领所部万余健儿，就近直捣叛乱巢穴，以报党国大恩，并慰藉主座之心。恳请兄长代为呈报主座，不胜感激。若信中之意尚可采信，敬请兄长审察，如能相助，恳请设法回复，以便弟再派人正式进京，以期待教益。
专此敬叩勋安
云卿弟亲笔致意
五月十八日，时光如歌，静待晨曦破晓。
第二封信写道：
吾兄仲公尊鉴，前事已矣，民国十六年秋之际，种种变故实为奸人所操纵。虽最终促使宁汉统一，然弟一人所承受之痛楚，实难用言语形容。由此始悟，今日之政治，实需历经诸多磨练，方能逐渐领悟其深奥之处。弟虽为武夫，天性忠诚，于这瞬息万变的时局中，实难自安，亦难为世人所谅解，此亦理所当然。愿吾兄不吝赐教，前所言皆出自肺腑。恳请代为向陈主席恳请一切，不胜感激。此刻心驰神往，言辞间未能尽述离情。敬祝勋安。
云卿贤弟亲笔呈上
五月二十六日，时光如梭，带着春日的余韵，悄然降临。
李仲公亦作说明。
1929年5月中旬，我收到了贺龙所写两封亲笔信，一封是请求我代为转交，另一封则直接致蒋介石，表达其愿意归附蒋介石的意向，信中署名为贺云卿，那是他的字。我将这两封信交付出来，是因为它们成为了贺龙叛逃出党的确凿证据。信件均由李仲公亲笔所书。记录于1969年12月26日，北京。
专案组在获得李仲公伪造的这两封书信后，内部意见分歧明显。一方坚信，这便是贺龙寻求投降的确凿证据。而另一方则持保留态度，认为这两封信的真实性存疑，或许是李仲公事后所伪造。
面对分歧的两种观点，专案组保持审慎，既不轻易确认，亦不贸然否认。他们决定将情况上报至康生，由他作出最终裁断。康生审视了这两封信件，判定其真实性，并果断地作出结论：“这两封信确系贺龙通敌的无可辩驳的铁证！”
康生此语一出，专案组随即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将这两封信件作为证明贺龙叛国投敌的关键证据。
“铁证压垮贺龙，李仲公陷害致其绝路。
当时，虽然林彪、江青、康生一伙想打倒贺龙，但贺龙对中国革命有很大功绩，在党内军内都有很高威望，加上林彪、江青等人指责贺龙的都是一些观点、做法上的所谓“问题”，仅仅靠这些，他们还打不倒贺龙。
可是，李仲公所诬陷贺龙的，性质就不同了，李仲公所刻意编造的谎言是：贺龙早就背叛革命，想投靠蒋介石，向蒋介石乞降。这个问题的性质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被放得很大。李仲公甚至不惜用伪造假信的手法陷害贺龙，而李仲公的假信竟然被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文革小组顾问、正“红”得发紫的康生，在毫无鉴定的情况下拍板认定是“铁证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谁也不好说话了。
在此境遇中，林彪一伙加速了对贺龙的打压与迫害。他们针对贺龙的所谓“罪恶行径”不断发起攻击，林彪、江青、康生等人的炮弹如同连珠般倾泻而来。
在康生的直接领导下，对贺龙的诬陷活动拉开序幕，一系列莫须有的指控被编织成网。其中，1968年4月3日，李作鹏、王宏坤、张秀川向中央写信，指控贺龙和叶剑英与刘少奇、邓小平、陶铸勾结，企图篡夺军权。江青和康生亲自出手，诬指贺龙从事反革命活动，声称体委是其反革命活动的关键场所，他向体委发放了枪支和炮弹，炮口直指中南海。海军和空军中均有他的国防俱乐部，以及无线电俱乐部。贺龙与刘仁、团中央王照华等人有所关联，甚至一次性发放了700条枪支。黄永胜亦加入诬陷行列，称贺龙为土匪、军阀、阴谋家，是潜伏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。江青和康生还诬陷贺龙策划了“二月兵变”，等等。
康生觉得陷害贺龙的材料差不多了，就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贺龙专案组的全体人员。这次，康生亲自给贺龙定了案，他说：“贺龙这个大土匪，历史上叛变投敌，他的现行反革命活动也一定会有，可以由‘此’到现实的这个‘彼’，由这个问题想到另一个问题。”
自康生发表讲话之次日，即1969年5月18日，贺龙专案组便向江青、康生、陈伯达提交了《贺龙专案组案情进展综合报告》。
林彪一伙为了搞倒贺龙，对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干部、贺龙子女乃至亲友部下，加紧了刑讯逼供，不少好干部含恨而死。其中死得最惨的是国防部副部长、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、大将许光达。
林彪、江青、康生等一众人物对贺龙的迫害，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坚信李仲公伪造的信件系真。此外，他们还断定，这两封伪造的信件成为了贺龙的主要罪证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李仲公对贺龙的陷害，尤其是通过伪造信件的方式，给贺龙带来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。
直至贺龙遭受迫害离世两年之后，即1971年5月17日，贺龙专案组在最后一次撰写的所谓《贺龙罪行审查报告》中，依旧将李仲公伪造的两封书信视为指控贺龙“罪行”的关键“证据”。
1966年4月，贺龙夫妇在成都。
李仲公伪造信件诬陷贺龙的事件究竟是如何暴露的呢？
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后，毛泽东意识到，林彪迫害贺龙，贺龙是冤枉的，表示贺龙是搞错了，要平反。在此情况下，周恩来开始亲自过问贺龙遭受陷害一案。
1974年，在妥善处理了众多党和国家遗留要事后，周恩来总理得以分身关注李仲公的诬告信事件。他在审阅一份文件时，明确批示：“对于李仲公所写诬陷贺龙元帅的信件，务必进行彻底调查。”
该封所谓“求降信”中所使用的纸张与墨水均为1940年之后的产物，由此可以明确判断，此信为李仲公所伪造。
一旦案情明朗，调查组成员无不义愤填膺，对这一事件的知晓者们，包括众多中央高级领导干部，亦感同身受。众口一词，要求对李仲公进行严厉惩处。最终，这一共识传达至周恩来总理处。
周恩来也对李仲公竟然伪造信件陷害贺龙的事十分气愤，但他从全局角度考虑各种因素，最后表态说：把调查结果告诉他就能把他吓死，算了，他已经80多岁了。
1968年交付的贺龙1929年5月的两封信并非贺龙亲笔所书，且落款为“贺字云青”，而非“云卿”。此代笔之作非近人所为，无疑可断定为伪造。期望李仲公能够坦率交代，如其能如实招认，尚可得宽恕。若非如此，则必将深入调查，以查清此事的真相。
遵照周恩来的指示，中央特派专员与李仲公进行了深入交谈。此次会面于国务院参事室的一间会议室中进行。当中央工作人员将公安部的鉴定意见置于李仲公眼前时，他顿时语塞，仅是木然地坐着，额头上冷汗涔涔，最终在铁证面前，他不得不承认，是自己伪造信件，对贺龙进行了诬陷。
1978年5月26日，相关部门就李仲公所提交的两封信件作出了结论性报告。《报告》明确指出，李仲公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所呈交的这两封伪造信件，构成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明确证据，此事件性质之严重，堪称为一起典型的反革命阴谋。
《报告》指出：李仲公搞伪造信件陷害贺龙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基础。首先，李是一个多年的反共政客，他对贺龙同志1927年在汉口拘捕他的事耿耿于怀，有报复思想。二是1950年6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，李未被选上，他怀疑贺龙同志把他刷掉了。三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掀起一股打倒老帅的妖风，李听说江青在一次体育馆开的大会上叫嚣要打倒贺帅，很显然，在此气候下，李认为有机可乘，因而炮制两封伪造信，妄图鱼目混珠，借机整倒贺帅。
《报告》于尾段亦对李仲公案的处理提出了具体建议。
该《报告》迅速获得了中央的批准。《关于处理李仲公问题的决定》中明确指出：
李仲公先生，男，现年已届八十八高龄，原籍地为贵州省贵阳市，曾担任国务院参事。针对1968年春季，李仲公所提交的两封伪造信件，意图陷害贺龙同志一事，审查小组在经过中央的批准后，认定此行为是李仲公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反党集团共同策划，蓄意对贺龙同志进行极其严重的反革命陷害。鉴于李仲公的罪行极其严重，且拒不老实交代，依据党的“坦白从宽、抗拒从严”的政策，本应予以严厉惩处，依法逮捕查办。然而，考虑到李先生年事已高，接近九十岁，生活无法自理，故决定不再对其采取逮捕措施。经研究，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，并每月发放生活费80元，由国务院参事室进行监督。
真相大白，那陷害贺龙的李仲公亦受到了应有的惩处。然而，回溯往昔，李仲公对贺龙的陷害无疑是致命一击。
1969年6月9日的午后三点，贺龙蒙受不白之冤，与世长辞。在他离世之后，并未举行追悼仪式，无人献上花圈，亦无昔日战友与部属前来送别。仅是几位医护人员，在专案组的指示下，将贺龙的遗体送往八宝山进行火化。
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，中央对贺龙所遭受的不公之案进行了深入的复查，终使其冤屈得以昭雪，名誉得以恢复。与此同时，那些曾陷害贺龙的恶行者，也终究站在了历史的审判席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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